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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缎地麒麟纹曳撒与梅花纹长袍的修复与研究

发布日期:2011-11-01关闭
摘要:

关键词:明代;长袍;修复;研究

摘 要:南京市博物馆征集的件明代丝绸服装经苏州丝绸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修复后面貌一新。本文对服饰的修复过程与应用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记述与探讨。同时对这两件丝绸服饰的主人身份、产地、制作时代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Keywords: Ming Dynasty; long gown; restoration; study
Abstract: Two specimens of Ming silk garments collected by the Nanjing Municipal Museum have new looks after being meticulously restored by the technical specialists of the Suzhou Silk Museum.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discusses the processes and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 restoration. In addition, it investigates the identities of the owners, and the places and times of production of the garments.


  1999年,南京市博物馆征集了八件明代丝绸服装。其中,缎地麒麟纹曳与梅花纹长袍两件服装委托苏州丝绸博物馆进行修复。为此,苏州丝绸博物馆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修复。修复工作自2001年底始,至2002年夏完成。随后,我们对这两件服饰加以考证研究,形成专题报告,报告分为服饰修复与相关问题研究两部分,现报告如下。


一、曳与长袍的修复

  (一)修复前服装现状

  这批丝绸服装系四川明代墓葬出土,破损相当严重,团作一堆,经清洗消毒后腐臭气味减轻,但其质地受损严重,纤维发生了异变,其主要的破损情况体现在破裂、破洞、残缺、脱线等几个方面。其中缎地麒麟纹曳的下摆有28条裂口,衣身有6条裂口,右袖管也全部断裂,最长的裂口有70厘米(图一,1)。另有大小破洞40余个。在曳的领口、腋下部位存有严重的残缺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些部位的面料易受腐蚀所致(图一,2)。此外,在曳的袖、腰及拼幅处脱线严重,从而使整体衣服造型遭受破坏,给复原工作带来相当的难度。梅花纹长袍破裂程度稍好些,共有5条裂口,和曳裂口一样,这些裂口大部分为纵向,特别是褶裥处的裂口较严重,且断裂得相当齐整,这可能与衣服的褶痕有关系。梅花纹长袍全身共有破洞20余个,此外残缺与脱线情况与麒麟纹曳基本相同。

 

图一 明代丝绸服装修复前

  (二)服饰面料及技术特性分析

  缎地麒麟纹曳 绯色缎料。圆领、右衽,宽摆、大袖。肩袖通长237厘米,袖长81厘米,袖口宽36厘米。前后衣身长短不等,前身长130厘米,下摆长62.5厘米,下摆宽161厘米。后身长115厘米,下摆长64厘米,下摆宽152厘米,领宽11厘米。在胸、背、袖面及下摆处织有麒麟纹与云纹相组合的纹饰带,带宽13厘米~48厘米。

  我国缎织物起始于宋代,至明代缎织物已取代锦的地位,是当时最主要的高级衣料,明朝皇帝与权贵重臣都喜用各种缎类织物作衣服。该曳的面料为桑蚕丝,其特点是外观光亮平滑,质地柔软,通过纬线起定位花纹使织物更显富贵。曳的面料组织为五枚缎地起局部纬重花,经密为95根/厘米,纬密为40根/厘米,经线细,纬线较粗。其局部提花的位置设在曳的前胸、后背、袖管及百褶裙下摆中间,布局非常得体,完全按衣服的特定部位来安排花纹。起花部分的纬线为扁金线,可见在当时这件服装一定是十分富丽堂皇的,如今已年久受腐,失去了光泽,有些金箔已脱落。

  织有麒麟纹样的袍服始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是武官的一种标志,明代麒麟袍又为赐服,据《明史·舆服志》记载“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纹样见图二)。这件服装的面料与通常所见的不同。就织造手段而言,称为通匹织造,一匹就是一件袍料,而且所有纹饰直至裁剪线都在面料上设定,因此,花本相当大,织造时要分成几十段,按花纹顺序先后悬挂到花楼上,每织过一段再撤下,换上下一段的花本,其工作量可想而知,由此而显出这件官服所具有的权力与财富。

  梅花纹长袍 绯色缎料。圆领、右衽,宽摆、大袖。肩袖通长247厘米,袖口长90厘米,袖口宽51厘米。前后衣身长短不等,前身长130厘米,下摆宽103厘米,后身长115厘米,下摆宽91厘米。领宽12.5厘米。袍体满织梅花纹,梅花直径1.2厘米。

  面料组织为正反五枚段,经缎为地,纬缎为花,织物经密为110根/厘米,纬密为35~36根/厘米,经线较细,纬线较粗,均为桑蚕丝,花纹为无枝小梅花,呈几何形有规律地排列。梅花在一年中开花最早,被称为花中状元,属明代服饰纹样中的比拟纹。从衣制形式而言,这种明代直身袍其形状与道袍相似,衣服宽而长,斜领大袖,因其衣背之中由两片缝制而成,且直通到下缘,故而得名“直身袍”。直身袍始见于宋代,元代禅僧及一般的士人多服此服。明代初年,太祖制庶民服用青布直身就是此衣。这种面料织造比较简单,由于花回很小故可以用花搂机织造,也可以用多综多蹑机织造。

 


图二 “缎地麒麟纹曳”图案临绘稿

  (三)服饰的修复研究及实施

  如何使这两件破损的明代官服通过技术修复既保持丝绸的飘逸、柔软,又保持服饰的完整与真实,是修复人员工作时必须确定的原则。因此,首先必须从文物本身的衣制形式,面料质地,破损状况等方面作研究和分析,方能确定修复方案和所实施的方法。

  1. 破裂和破洞的修复

  这次修复的两件文物均是真丝提花缎为面料的明代官服,修复后要达到可供展览陈列的要求,展示形式无论是立体还是平面放置在展板上,都必须尽可能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恢复其曾经高贵的真丝服饰原貌。针对这些特点,修复技术人员作了分析研究,如果利用自身面料,将小裂口或小破洞进行缝合织补,由于破损处自身的面料纤维强度已很差,一般无法用针线直接织补,但对个别很小的裂口,在面料质地还较好并且裂口也能较好吻合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此方法。如果在破损的背面衬一块近似面料质地和色彩的补片作为托底,再用织补或绣补的方法,应该较为合理,也能修补得更为完美,可惜破洞处的质地结构遭到了损坏,故无法支撑太多太密的针线来往穿梭。而若用细小的针脚缝合,既能使真丝衣裳保持柔软,又基本满足了修补美观的要求。这种方法虽然普通,但相比之下却是可行的,于是,技术人员对破裂口和破洞的修复主要采用了这种方法,其具体步骤如下:

  (1) 分析所需修复服饰的织物结构和色彩色相,选购相类似的真丝坯绸。两件服饰的基本组织均为五枚经缎,但密度有所差异,故选择的补片也应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为使补好的面料尽可能保持柔软,在织物厚度上选择相近偏薄的真丝素绉缎,面料姆米数在16~20m/m之间,根据不同的原件作相应配置,再用细小的针脚缝合,能使真丝服装保持柔软,又基本满足了修补与美观要求。

  (2) 选用略有捻度的真丝线与白坯绸一起染色,使之更能接近要求的色彩,保持美观。

  (3) 将服装破损处的面料整平,根据破损面积的大小裁剪补片,上下面料摆放吻合后,采用中国传统手针工艺基本针法之一的横绗针间隔0.6厘米~0.8厘米的距离,从右到左运针。正面短线,反面长线将补片与原件缝合一处,再在破损片处作仔细的缝补。如破裂口采用左右两边细针交叉运针的方法(图三,1),虽然外观还可以,但因表面缝针呈平行排列,平放时裂口吻合很好,变换位置时裂口马上会显现,而且裂口边缘的丝线因无任何阻拦会很容易散开,最后导致脱离,这样裂口依然存在。若采用一字针平行将裂口两毛边吻合后缝合(图三,2),这种针法优点是接缝平而薄,但正面针迹呈“一”字状,外观效果较差,感觉像“蜈蚣”,强度也一般。若采用两边交叉穿引缝合(图三,3),一方面通过左右两边缝线的作用力使裂口缝合,另一方面将裂口边缘的毛丝用缝线揽住,不让它再扩散,有类似“锁钮扣”的功效。经实践证明,这种缝合方法最经得起考验,表面效果也最好,如果缝线的张力控制得当,绸的表面将会更加美观。对于破洞的修补,难度要大些,尤其是受腐蚀形成的大洞,破损边缘毛丝较多,只能用小而稀的明缲针,又称板针,正面线迹小而整齐,反面线迹大。这种针法在传统缝纫中一般多用于固定服装的贴边和夹里,同时起到包毛边的作用。局部破损处若还没有达到固定和服贴的效果,再用短绗针进行弥补。

 


图三 中国传统手针工艺基本针法示意图
1. 交叉运针 2. 平行一字针 3. 交叉穿引法

  2. 残缺和脱线的修复

  这两件丝绸服装在服饰结构上,因受腐与外力影响,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领口、腰间、腋下部位残缺情况较严重,尤其是缝线脱落后,更显得四分五裂。因此对它们的修复实际上是按原样复原,不仅仅是修复技术问题,还要核实明代官服的款式,为此修复人员查阅了相关的史料,得知明代的“曳”原为蒙古族传统服饰改制而成,在元代时是天子和百官内廷大宴时穿着的礼服,服装形制与深衣类似,即衣裳相连,上衣较紧窄,下裳较短,大襟、长袖并在腰间有多道细裥,“缎地麒麟纹曳”即是这种典型的款式。“梅花纹长袍”的衣制形式为褶裥在两侧,中间无裥。明代服装在尺寸上也有具体规定,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朝廷规定文职官员所着衣服,衣长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棒广一尺,袖口宽九寸;武官所着衣服,衣长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袖棒广一尺,袖口仅可出拳。搞清这些基本状况后,复原就有的放矢了。尽管在领口、腋下部位的修复难度最大,但经研究,基本按原样进行了修复,其复原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此外“缎地麒麟纹曳”缺了半只左袖,修复技术人员按照右袖的形制复原了一只,为了达到近似效果,首先从补缺的面料着手。对原件面料分析的结果表明织物结构为五枚缎地起定位纬花,且原件的袖管上方有提花。要得到与此相同的面料困难较大,于是改用近似的素绉缎代替,按原件的色彩进行打样染色,再按右手的款式裁剪缝制,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使得该件服装得以完整复原,达到展示陈列的效果。

  (四)修复中的技术关键

  两件明代服饰款式、面料、破损情况均不一样,但总体修复要求是一样的,其技术关键可归纳为:

  1. 阅资料,了解历史。明代的官服款式缝制工艺有其时代的特殊性,在原件破损、残缺、脱线的情况下,通过有史实依据的考证,来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科学可行的修复方法。

  2. 分析服装的质地和花色,服装面料破损是文物残破的主要症状,通过对它原有面料的结构、色彩作详细分析来选择相应的修复材料。

  3. 修复手段。针对不同的破损状况通过探索及试验采取以“衬补”为主的修补手段,使真丝绸缎制成的服饰仍保持了柔软的特性,这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综合体现。对破损丝绸文物的修复,其重要性不亚于重新复制,因为它不仅能更好地抢救和保护原文物,还实现了真正的“复活”,大大提高了陈列展览与收藏研究的价值。


二、修复服饰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缎地麒麟纹曳”与“梅花纹长袍”释义

  曳和长袍的质地均为缎。缎为丝织品的一种,出现于宋代,本作“段”,厚实而富有光泽,以彩色真丝为原料,采用特定的缎纹组织织造,经纬线交织点分布均匀,不相连续,两者仅一种显示于织物表面。上有提花者称花缎,无花者称素缎。质地平滑,手感柔软,适宜于制作内外衣裙及巾帽鞋履。缎织物为中国首创且流传久远。汉代已见其名,如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但并不是后来的缎,宋代时出现了缎这一品种。宋人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八:“纻丝染丝所织,诸颜色有织金、闪褐、间道等类。”又《吴县志》卷五十一称:“纻丝俗名缎,因造缎字”。可见宋时已称“纻丝”为缎,织缎已运用加金、闪色、彩条诸工艺。明清时期,缎织物提花工艺高度发展,缎已成为高级丝织品中最流行的品种。明代以后织缎组织循环始用八丝(俗称八枚缎),织物表面更为光亮,常见的有闪缎、蟒缎、暗花缎、织金妆花缎等品种,多用于男女礼服。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凡花分实地与绫地,绫地者光,实地者暗。先染丝而后织者曰缎。”明代缎织物已取代锦的地位而成为最主要的高级衣料,明朝皇帝及重臣权贵都喜用各种缎类织物作衣服,明成化年后,在长江以南地区广泛流行浇浆墓,从而为明代服饰流传至今提供了有利的保护条件,因此缎地服装在明代出土文物中并不鲜见。

  麒麟纹与麒麟服。麒麟又称为麟,为古代传说中的瑞兽,其身似鹿,牛尾狼蹄,周身布满鳞甲,头上有肉角一。汉司马相如《上林赋》:“兽则麒麟角”。唐司马贞索隐引张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状麋身,牛尾,狼蹄,一角。”相传麒麟面目威严,性格仁慈,不践草虫,不食生物,故又被视为祥瑞之征。《礼·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因此贵族服饰图案中常出现麒麟形象,不分文武官员,俱可穿著。按明代规制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绣织于衣、胸背、两肩及膝襕等处,一种是绣成补子,缝织于胸背处。职官之妻也可穿著。本次修复的曳为前一种绣法。《明史·舆服志三》即有记载:“历朝赐服,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自洪武中学士罗复仁始。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则景泰中入朝拜赐,自是以为常。”绣有麒麟纹样的服饰通常称为麒麟服,是明代公、侯、驸马、伯之常服。《明史·舆服志三》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可见在明代穿用麒麟服,也非一般官吏。

  曳。亦作“”,“曳撒”、“一撒”,是古代服饰中的一种长袍。大襟、长袖、衣身前后形制不一,后者制为整片,前者则分为两截:腰部以上与后相同,腰部以下折有细裥(裥在两边,中留空隙)。明代早期即用于官吏与内侍制服,为官者上缀补子或绣织纹样,无官者则无。《明史·舆服志三》载:“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又有膝襕者,亦如曳,上有蟒补。”到明代晚期,曳已逐步演变为士大夫阶层的常服,出席宴会者也能穿着。

  梅花纹长袍。梅花纹是我国传统织绣的纹样。梅花在早春开花,能耐严寒,傲霜雪,故又被视为坚贞、高洁的象征,广泛用于各类装饰。表现方法及吉祥寓意有多种:如老竿上发新枝,寓意为“万世不灭”。与竹子组合,寓意“青梅竹马”,比喻夫妻间恩爱和谐,如加上苍松、青竹则成“岁寒三友”,寓意为经得起严冬之考验。梅花枝头立一喜鹊,寓意“喜上梅梢”。梅花花瓣有五,象征五福,即福、禄、寿、喜、财。以梅花为装饰纹样的服装有大量的传世品。本次修复的梅花纹袍即是以五瓣梅花纹为装饰纹样的。长袍,又称“袍服”,长度通常在膝盖以下,战国时即已为百姓普遍穿着,当时多被用作内衣,穿着时在外另加罩衣。制作时分两层,中纳棉絮。《礼记·玉藻》:“纩为茧,缊为袍。”汉郑玄注:“纩谓今之新绵也,缊谓今纩及旧絮也。”汉代以后,袍的制作日益考究,装饰更臻精美,袍由内衣变为外衣,不论有无棉絮,统称为“袍”,使用范围更为广泛,上自帝王,下至百官,均可穿着,并被用作朝服。《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乘舆(皇帝)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今下至贱更小史,皆通制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自唐代起,黄袍便成为皇帝专用服饰,其他官吏亦以袍上的颜色区分等级。如宋代规定,三品以上袍色用紫,五品以上用朱,七品以上用绿,九品以上用青。明代官吏公服采用袍制,并对所用袍色有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用绯,五至七品用青,八至九品用绿。《明史•舆服志三》:“文武官公服,……盘领右衽袍,用纻丝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由上述可知,此次修复的两件明代服装都非普通百姓之物,而应是当时达官贵族所穿用的服饰。

  (二)服饰主人身份推测

  这两件服饰出土于四川明墓中,原始出土情况不明,后经人辗转带来南京,为南京市博物馆征集收藏。由于当时出土情形不明,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可查,这给判明服饰主人身份带来不小的困难,在此,我们依据有关服饰史料,对这两件服饰主人身份作下述推测。

  依洪武二十四年定制,公、侯、伯、驸马服绣麒麟、白泽。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制,官员以梁冠上的梁数区别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笼巾貂蝉(貂原来挂貂尾,后以雉尾代替,蝉是金饰),驸马七梁不用雉尾。一品官员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七品二梁,八、九一梁。由此可见,公、侯、伯、驸马均位居一品官员之列,而缎织物又是明代最主要的高级衣料。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麒麟纹曳的主人极可能是位居一品高位的官员。虽然明《大学衍义补遗》卷九十八云:“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据此我们无法确认服饰主人是文官还是武官,但笔者以为曳主人是男性可能性为大。至于梅花纹长袍,虽不能确定其主人的具体官位,但也可以肯定非普通人所有,其主人也应是有相当身份的贵族。依前述《明史·舆服志三》记载,“一品至四品,绯袍”,从其绯色袍色来看,似应为不低于四品的官员。

  (三)服饰产地分析

  我国的丝绸织造中心自宋代开始即逐渐南移,北宋中叶,东南沿海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定都杭州,大批北方手工业者南迁,市场上丝织品销路剧增,大大刺激了南方丝织品的生产,同时,北方手工业者也把先进的蚕桑丝织技艺带到南方,使南方丝织技艺迅速提高,奠定了南方成为全国丝织中心的地位。

  明代的丝绸染织工艺,在织造技术与染色方面,均比前代有很大发展与提高。明代初期,统治者在推广桑、棉、麻种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规定凡民有五至十亩地者,必须种桑麻木棉(草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如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及棉布各一匹,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染织工艺的发展。明朝为加强染织生产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又设立了许多管理机构。中央如工部所属文思院、织染所,内府监局所属内织染局、针工局、巾帽局、尚衣监等。浙江有杭州、绍兴、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湖州、嘉兴织染所,福建有福州、泉州织染所,山东有济南织染所,直隶(江苏)有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织染所等,这些庞大的管理机构,垄断着染织生产,但民间的染织工艺生产仍在继续发展,全国染织工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就明代丝织行业而言,当时可分为四大产区,一是江浙。这是全国丝织生产的中心,产量最大,质地也精美。如苏州,明万历时已是“家杼轴而户纂组”。杭州是“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帛者,必走浙之东也。”嘉兴是“蚕桑组绣之技,衣食海内”。此外还有许多在丝织工艺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新兴市镇,如吴江震泽镇、盛泽镇等。二是四川。彭遵泗的《蜀碧》卷三载:“蜀锦工甲天下,特设织锦坊供御用。”此外,四川保宁“则有丝绫文锦之饶”,阆中是“家种桑而人饲蚕。”三是山西。清代《潞安府志》所记:“明季长治、高平、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当时是“潞城机杼斗巧,织作纯丽,衣天下,”产品称为“潞绸”。四是闽广。福建有一种“改机”具有特色。“缎机故用五层,弘治间有林洪者工杼轴,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缎机为四层,故名改机”。改机所织的丝绸,两面都有花纹,多用中小型花朵,略似南京的库锦。此外还有漳州的天鹅绒,广东的纱,“广纱甲于天下”,都是全国知名的丝织品。本次修复的两件丝绸服饰原出土于四川,据此我们推测其产地以四川的可能性为大。

  四川地区的情况颇为特殊,四川盆地一直较少受战乱与灾害的影响,丝织业一直处于较为平稳的发展之中。西周时期,西南的巴、蜀国向周王朝贡纳“蚕桑、麻纻”。战国时,秦惠王灭蜀,以为“得蜀则得楚”,“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1]。可见,蜀地所产丝绸在当时西秦眼中的份量。东汉以来,蜀锦兴起,产品已与襄邑(今河南睢县,春秋以来全国著名织绣产地)织锦齐名。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根据《书经》、《诗经》、《周礼》、《仪礼》、《帝王世纪》的记载,我国商周时期生产的丝织物中,就已有了锦。锦是用厚缯(帛之总称)为地,用彩丝织出花纹。《书经·禹贡》:“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蔡传为曾说过:“织文者,织而有文,锦绮之属也,以非一色,故以‘织文’总之。”这句话解释了“织文”者,为丝织品上织有多色的花纹,故称之为“织文”。《六书故》云:“织素为文曰绮,织彩为文曰锦”。古代人赠送礼物,通常是用“束帛”(普通丝绸),到东周时,已常用“束锦”了。战国时“锦”、“绣”二字常被连称,以代表最美丽的织物,“锦绣”二字后亦被用作“美丽”或“美好”的象征。三国时期,蜀锦不仅是蜀汉政府军需的重要来源,而且是与魏、吴贸易的重要物资。山谦之《丹阳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说明当时蜀锦生产不仅量大,品质也高,产品能畅销全国。朱启钤《丝绣笔记》卷上言:“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说明襄邑织锦至此已名存实亡,形成了蜀锦独步天下的垄断局面。历经隋、唐五代到宋代,蜀锦生产一直处于兴盛状态,在全国丝织生产中居于领导地位。唐代以来,川蜀是全国三大重点丝织产区(余为河北定县、江南吴越)之一。以“章采夺丽”著称的“陵阳公样”,反映了这一时期蜀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五代时,蜀锦生产仍不断创新,如创造了大幅的“鸳鸯衾”锦等。据《唐六典》、杜佑《通典》赋税条记载,唐时成都每年织造二百件,广陵(扬州)每年织造“蕃客袍锦”二百五十件,专供唐朝朝廷赠送远来外使或作为特种礼品之用。

  两宋时期,蜀锦生产在全国仍占有重要地位。北宋初年,汴京(开封)设有“绫锦院”,有织机四百多张。朝廷还在洛阳、真定、青州、益州、梓州等地,建有规模很大的绫锦工场。北宋朝廷在成都设立“转运司锦院”、“茶马司锦院”,专门织造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喜爱的彩锦,作为向这些地区交换马匹的贸易物资。这时的锦绮生产已扩大到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打破了自魏晋以来蜀锦长期垄断的局面。宋室南渡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丝织生产的重心也转移到江南来。南宋时的成都,虽仍为当时三大织锦产区(余为杭州、苏州)之一,然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刻意经营丝织的重点已在江浙而非川蜀。两宋时期的蜀锦,在全国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它对宋锦的发展,却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蜀锦的技艺成就,不仅在宋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元明以来我国织锦工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成都有官锦坊,主持蜀锦生产。元代费著《蜀锦谱》称:“蜀以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锦官,江名以濯锦(江)”。出现蜀锦的时期正是丝织生产开始崛起的时期,唐诗“蚕市归农醉”和“蚕市异乡人”等句都反映了当时蚕市交易的繁忙景象,也反映了四川一带丝织业的兴盛。

  (四)服饰断代浅议

  这两件丝绸服装出土于四川浇浆墓中,已能确认其为明代无疑,但究竟制作于明代何时,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在此拟从服装染色与浇浆墓两个方面作一粗浅探讨与蠡测,以求教于服饰方家。

  1. 丝绸色彩的变化,既与封建统治者的令典规定有关,又与人们的崇尚爱好相系。明代服饰取法汉唐,色彩以赤为尚,黄、黑二色只有帝王可用。因此天顺二年(1458)重申,官民衣服不得用“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薑黄、明黄诸色”[2]。反之,其他颜色官民可以服用。按规定,四品以上官员可服绯色,五至七品可服青色,八品以下服绿色。红色中的大红,只有四品及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可以服用,所以供赏赐官员之用的丝织服装只有绯(红)、青、绿三种颜色。在明中期,仅由成化年间的安南贡使织造违禁缎匹案,就可知当时至少有青、青闪色、青闪白、青拱白、红拱白、红、矾红、闪红、闪色、大红、白、白闪红、官绿、鸭头绿、黄蓝等十余种颜色。嘉靖末年(1562年)明廷籍没奸相严嵩家产时,仅登于《天水冰山录》中的就有一万四千八百余匹(件)丝绸及成衣,其色彩有大红、红、水红、红闪色、桃红、银红、黄、黄闪色、柳黄、青、青闪红、天青、黑青、柳丝、绿、绿闪色、柳绿、黑绿、油绿、墨绿、官闪绿、沙绿、蓝、蓝闪色、黄闪红、沈香色、褐色、芦花色、茶褐色、鼠色、西洋铁色褐、葱白、白、玉色、紫、紫闪色、黑、酱、茄花色等,色谱多达四十余种。加上明中期的色彩虽然肯定远不是全部,但已达五十余种,这可视为明后期偏早的色彩。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至明末,仅丝绸中属红色的色调就有大红、二红、绛红、苏木红、灯红、东方晓粉红、深桃红、浅桃红、出炉银红、金红、肉红、水红、银红、红闪色、藕色红、荔枝红、橘皮红等近二十种[3],其中不少是明末才出现的。本次修复的两件丝绸服饰均为绯色,从大的方面讲属红色的范畴,但并不在明末丝绸的红色之列,换言之,这两件丝绸服饰的制作时间应早于明代后期,至少也在明代中期。另一方面,明前中期丝绸染色大多采用未经炼白的丝,因此无法染出鲜艳的浅色,后来则采用白度好于以前的炼白丝,故所染浅色光亮润泽。这又与明末脱胶、炼白技术有较大发展有关。就这点看,这两件丝绸服装的时代也不会晚至明晚期。

  2. 这两件明代丝绸服装出土于浇浆墓中,也为我们判别其时代提供了依据。浇浆墓是自明代中期开始流行的一种墓葬形式,明晚期逐渐消失。其做法是在平地上挖竖穴,内置木质棺椁,椁外或棺椁之间填以三合土浇浆。所谓三合土,又称三和土,在江苏境内元墓中已有使用。据清甘熙《白下琐言》载,其成份为三份石灰、二份砂子、一份黄土,用蓼草液与糯米汁拌和,趁其半干半湿时填夯于墓穴内,形成致密坚固的保护隔离层,以使尸体不腐,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一种独特的尸体防腐技术。这种浇浆墓在我国广大的南方地区如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安徽、四川、浙江均有发现,江苏境内的南京、扬州、泰州、镇江、淮安、无锡等地也都有此类墓葬发现。这类墓的墓主人身份复杂,从朝廷高官到民间绅士商贾皆有。以四川为例,在成都九眼桥附近及青羊小区均发现明代浇浆墓,在长方形单室土坑中,以石灰、砂子拌成三合土围边,厚10厘米~20厘米,置棺后再封以三合土[4]。1985年在四川内江市白马电厂工地发现的明代南京兵部尚书阴武卿墓,整座墓用6吨~7吨重的青石、夹砂石砌成,顶盖石上面还以一层石灰、河砂、糯米汁的混合三合土加固保护。阴武卿(1527~1589年)官至“明资政大夫,奉敕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诰赠太子少保”[5]。属明廷正二品高官,卒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见诸报导的较早实例还有成化十九年(1483年)江苏无锡青山湾的许处士夫妇墓,稍晚的有南京邓府山明宪宗孝贞皇后家族墓,共有八座墓葬,基本上都是浇浆墓。其他典型墓例还有江苏宝应市泾河乡弘治九年(1495年)太医院院使(正五品)仲兰墓、淮安东郊弘治年间处士王镇夫妇墓、泰州西郊弘治十三年(1500年)陕西布政司右参议(四品)胡玉墓、江西南昌弘治十七年(1504年)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徐州铜山县孔楼正德八年(1513年)王道亨夫妇墓、南京板仓正德十二年(1517年)光禄大夫(从一品)徐俌夫妇墓、南京江宁东山正德十六年(1521年)商人华伟夫妇墓、泰州东郊嘉靖十二年(1533年)工部右侍郎(正三品)徐蕃夫妇墓、扬州西北郊嘉靖十五年(1536年)秀才火金夫妇墓、扬州北郊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太中大夫、太仆寺卿(从三品)盛仪夫妇墓、泰州东南郊嘉靖二十年(1541年)处士刘湘夫妇墓、江西广昌天启元年(1621年)福建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墓等[6]。

  由上述可知,明代浇浆墓的流行始于中期的成化年前后,至明晚期的万历、天启均有发现,说明这一阶段是浇浆墓的主要流行期。由此可判断,此次修复的两件丝绸服饰是这一时期制作的。结合前面所述染色技术特点,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件丝绸服饰的制作年代为明中期。


  (后记:本课题为南京市文物局2001年度十大科研课题之一,课题研究是在南京市文物局局长魏正瑾同志、南京市博物馆馆长白宁同志关心支持下经两年努力完成的,另外得到了金陵图书馆外借部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修复与研究:王晨、莫修、张国华、冯英、张建平
  摄影、绘图:李蔚、王泉
  文献检索、著录:李文、魏杨菁、徐心智、黄秝人
  综合整理、执笔:顾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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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华阳国志·蜀志》。转引自:刘兴林,范金民. 论古代长江丝绸的历史地位. 江苏文史研究,2003,(1):25。
[2] 《明史·舆服三》(卷六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178~181。
[3] 《松江府志》。转引自:范金民,金文. 江南丝绸史研究. 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383。
[4] 罗开玉. 成都地区历代古墓概况. 四川文物,1990,(3):3~30。
[5] 雷建金. 内江市出土明代兵部尚书阴武卿墓志. 四川文物,1987,(3):74、75。
[6] 上述资料引自:邹厚本主编. 江苏考古五十年.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0:406~410。

参考文献:
[1] 陈娟娟《锦绣梅花》、《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
[2] 杨伯达《元明清工艺美术总叙》、《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
[3] 陈娟娟《明清宋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
[4] 高霭贞《古代织物的印染加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2期。
[5] 陈娟娟《明代提花纱、罗、缎织物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
[6]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重庆明玉珍墓》、《考古》1986年第9期。
[7]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市明代徐蕃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
[8]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市博物馆《明徐达五世孙徐夫妇墓》、《文物》1982年第2期。
[9] 江苏省淮安县博物馆《淮安县明代王镇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3期。
[10]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11] 泰州市博物馆黄炳煜《江苏泰州西郊明胡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2年第8期。
[12] 江西广昌县博物馆《明代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第2期。
[13] 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明代熊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1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15] 雷建金《内江市出土明代兵部尚书阴武卿墓志》,《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
[16] 罗开玉《成都地区历代古墓概况》,《四川文物》1990年第3期。
[17] 陈显丹《论蜀绣蜀锦的起源》,《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18]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5月版。
[19] 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0] 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21]《纺织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1月版。
[22]《蜀锦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
[23] 刘兴林、范金民《论古代长江丝绸的历史地位》,《江苏文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4] 贺云翱《江苏明代墓葬的发现及类型学分析》,《南方文物》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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