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于”是一种汉代服装的名称，也作“诸衧”。《说文解字·衣部》“衧，诸衧也，从衣于声。”
　　诸于在汉史中颇引人注意。西汉宣帝时，“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王政君因著“绛缘诸于”而入选。《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记载：

　　及太子朝，皇后乃见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长御问知太子所欲。太子殊无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强应曰：“此中一人可。”是时政君坐近太子，又独衣绛缘诸于，长御即以为是。

“政君”即王政君，后来成为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皇太后，也即王莽的姑母。据此可知，诸于是外衣，可有鲜明的缘饰；王政君著诸于见太子，则诸于可做女子的正服。
　　更始诸将也曾著诸于。《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记载，两汉交替之际，更始政权将定都洛阳，其诸将因身穿诸于而招致洛阳人的嘲笑：

　　时三辅（案指洛阳）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李贤注：“《汉书音义》曰：‘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袿衣。’字书无‘镼’字，《续汉书》作‘[左衣+屈]’，音其物反。杨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关之西谓之[左衣+充] [左衣+屈]。’……据此，即是诸于上加绣[左衣+屈]，如今之半臂也。”】

更始诸将头戴冠、帻，是男子的装扮，而身穿诸于、绣镼，则被视作“服妇人衣”。《续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则将更始诸将的着装称作“服妖”，认为其最终导致了更始政权的败亡：

　　更始诸将军过雒阳者数十辈，皆帻而衣妇人衣绣拥[上‘髟’下‘屈’]。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

更始政权迁都长安之后，其诸将的服装又引来了长安人的讥讽。《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列传》记载：

　　时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其（案指更始）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袴、襜褕、诸于，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更始新贵多出自下层，长安人认为其服装豪华而不得体，故编歌谣来挖苦他们 。那么，诸于究竟是男服还是女服？它的样式是怎样的？
　　尹湾汉墓简牍表明，诸于在汉代确实是一种男女通用的服装。在尹湾二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件记载随葬衣物的木牍，上面有这样的文字：

　　[糸+‘白’]绮诸于一领，羽青诸于一领，[糸+‘剽’]鲜支单诸于一领。右诸于三领。[1]

该墓的墓主为一中年女性，诸于在这里是作女服。而在尹湾六号汉墓中，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木牍，题为“君兄衣物疏” ，上面又有这样的文字：

　　早丸诸于一领，[糸+‘剽’]丸诸于一领。[2]

据考，尹湾六号汉墓的年代不晚于西汉成帝末年，墓主师饶字君兄（况），男性，生前为东海郡功曹史。诸于在这里是作男服。
　　因此，像更始诸将这样身为男性而着诸于者在汉代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尹湾汉墓位于今江苏省连云港，汉时属徐州。更始诸将原为绿林军首领，其起兵地点在今湖北省，汉时属荆州。这些地区都与洛阳、长安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距离较远，风俗习惯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洛阳、长安人将更始诸将穿诸于讥为“服妇人衣”，其所表达的可能只是一种正统的服饰观念，与当时各地区人们的实际着装情况并不全然一致。
　　关于诸于的样式，由于文字记载的短少，只能做一些推测。《汉书》卷九八《元后传》颜师古注：“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类也。”颜氏的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大掖衣”，也称“逢掖之衣”。《礼记·儒行》：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郑玄注：“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单衣也。”

则大掖衣曾为鲁地的服装。“袂”，袖子。《说文解字·衣部》：“袂，袖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张袂成阴，挥汗成雨。”“单衣”，通常认为即《礼记》所谓“深衣之制”，汉时可做正式的外衣，男女通服。可知“大掖衣”与单衣相似，特点是大袖。“逢掖”也作 “缝掖”。司马彪《续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 

　　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缝掖其袖，合而缝大之，近今袍者也。

则“大掖衣”的样式近于汉晋时代的袍子。或因周公和孔子曾著此衣，所以它又成为儒生的服装。《后汉书》卷四九《王符列传》记载： 

　　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鴈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

因大掖衣在汉代是儒生的服装，“缝掖”遂在当时成为儒生的代称。所以，大掖衣不大可能是被讥为“妇人衣”的诸于。
　　但是，颜氏说诸于“即袿衣之类”，却有一定的道理。袿衣是妇女的上服。宋玉《神女赋序》： 

　　振绣衣，被袿裳。[3]

刘熙《释名》卷五《释衣服》：

　　妇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也。

王先谦注引毕沅曰：“上服，上等之服也。”刘熙称袿衣的特点是“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可知袿衣有刀圭形的垂饰。《尔雅》卷五《释器》：

　　衣裗谓之[左衣+‘兒’]。

郭璞注：“衣缕也。齐人谓之挛。或曰袿，衣之饰。”邢昺疏：“言饰者，盖以缯为缘饰耳。”则袿衣的垂饰为丝质，且如“裗”如“缕”。司马相如《子虚赋》：

　　蜚襳垂髾。

司马彪曰：“襳，袿饰也。髾，燕尾也。”李善曰：“襳与燕尾，皆妇人袿衣之饰也。”[4]《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襳，袿衣之长带也；髾，谓燕尾之属，皆衣上假饰也。”由此看来，袿衣的垂饰大约是一种可以飘动的长带（参见图一、图二[5]）。但是,更始诸将为男性，且系武人，似乎不大可能穿这种华盛的女子的服装。

图一：踏鼓舞女，河南南阳汉墓石刻画像

图二：伯宗妻，晋代顾恺之《列女传图》（宋摹本）

由前引《汉书》卷九八《元后传》可知，王政君因衣“绛缘诸于”而出众。“绛”，《说文解字·糸部》：“绛，大赤也。”“绛缘诸于”， 就是有深红色衣缘的诸于。汉代的衣大多有衣缘，异于衣色，镶在领口、袖口和衣襟的边沿。《礼记》卷三九《深衣》郑玄注：“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尔雅》卷五《释器》：“缘谓之纯。”“纯”即衣缘。汉代的单衣，其形制是上衣与下裳相连，以彩色的衣缘镶边。不过，单衣在汉时是常见的服装，其衣缘的样式一般比较简单。而王政君所著的诸于，其缘饰或与此不同。
　　在汉代画像数据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女服：长衣，大袖，交领，右衽，左右身侧在腰以下有连缀的缘饰（参见图三）。有人认为这就是袿衣。[6]但仔细观察此衣的缘饰，可见其形状不太像刀圭，亦非长带，与《释名》等文献中有关袿衣的记述不完全一致。不过，这种缘饰确为“衣裗”，较为繁复，同袿衣也有相似之处。枚乘《七发》：

　　杂裾垂髾。[7]

清代学者任大椿《深衣释例》曰：“衣圭乃缕缕下垂如旌旗之有裗，即所谓杂裾也。”[8]而此衣的缘饰恰如旌旗之裗“缕缕下垂”，故称其为“袿衣之类”，或未尝不可。

图三：执镜台女子，山东沂南汉墓石刻画像

　　此外，汉代画像数据还显示，穿着这种服装的人，不仅有女子，也有文吏和武士（参见图四、图五），说明这是当时的一种较为定型的服装样式。由于它具有特殊的缘饰，与文献所记载的袿衣略能相合，而且男子也穿，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诸于。不过，诸于虽然通用，其男女的式样却或许略有差别。例如，图三中的女子，其服装的下摆的缘边较宽，腰前又围有蔽膝，而图四、图五中的男服则不然。

图四：簪笔奏事官吏，山东沂南汉墓石刻画像

图五：执剑武士，山东沂南汉墓石刻画像

　附带说一下，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9]所出的战国中晚期的衣物中，有一种短袖筒，宽袖口，刺绣凤鸟纹样，并以条纹织物为缘饰的长衣，似乎为一种固定的女装式样（参见图六），有学者认为此衣与汉史中提到的“诸于”有相承的关系。[10]但是，由于这种长衣的缘饰的样子较为普通，没有“衣缕”，与文献所记载的“袿衣”相去较远，故还难以判定它与诸于有相承的关系。

图六：绢面绵衣（示意图），短宽袖，条纹缘饰，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马怡

[1]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151页。
[2]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129页。
[3]《文选》卷十九。
[4]《文选》卷七。
[5] 图一与图二的选用，参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1章；孙机：《深衣与楚服》，《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6]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100页。
[7] 《文选》卷三十四。
[8]任大椿：《深衣释例》，《皇清经解续编》卷百九十三，南菁书院本。
[9] 该墓的墓主为一女性，年龄约40-45岁。见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08-111页。
[10]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8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