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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服饰的两种流变趋向

发布日期:2013-09-18关闭
摘要:

选题报告
     作为文化的载体,服饰既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又同人们的服饰文化传统、审美情趣紧紧相连。因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其服饰都深深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明代,作为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了恢复汉家的正统,统治阶级将君臣士庶各阶层的服饰,均严格遵循秦、汉、唐、宋各代规定,以达到“辩贵贱,明等威”的目的,以充分贯彻皇权专制思想。然而,自明中叶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出现繁盛的商品化趋势,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打破了社会的沉闷,犹如一潭死水投入了一快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花,原来宁静的社会生活变得躁动不安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了物质利益的诱惑,对世俗的追求驱动了人生价值取向也发生变化,出现了“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年、明禁,群相导之”的现象。呆滞不变的单调程式被冲破了,服饰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采。
     本文试从延续传统和冲破传统两大方面,对明代服饰作以论述。通过服饰文化上反映出的两种流变趋向,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开始发生转型,从而构成了明代服饰文化独具的时代特征。

 

论文摘要

 


明代,作为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在服饰上表现出两种流变取向:一种是为追复汉家正统思想,为体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思想形态,而在上层社会成员的礼服和官服上极力追求旧制;另一种是由于日趋繁盛的商品经济刺激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官服中的常服和普通百姓的服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新局面。而这恰恰是传统社会开始发生转型的表现,从而构成了其独具的服饰文化特征。


关键词
服饰;流变趋向;礼服;常服


引言


代元而兴的明王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太祖在翦灭群雄的同时,便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他所谓的“中华”自然是指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前的哪个中华。然而,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因此,他所提出的“恢复中华”也就只能表现于文化的追复。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下,明代的文化应该说包括了传统文化的一切主要内容。作为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政权,它继承了汉唐以来历代统一朝代的政治特征,这也就必然对当时的文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对历代汉族统治下文化现象的一种再现。与前不同的是:明代明显表现出了传统文化现象的成熟性,或者说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上,它比以前的历朝都更加突出。
维护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这是历朝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朝代,明统治者似乎比历朝都更懂得运用这种手段的重要性。其所施行的政策及控制的严厉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为恢复汉家正统,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君臣士庶的各种行为皆依等级的尊卑高下作出严格规定,不许“攒分”。然而,正德、嘉靖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厌常喜新,去仆从艳”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攒越现象日益严重,传统的伦理纲常受到猛烈冲击,封建社会秩序陷入了紊乱状态。
作为文化的载体,服饰既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又同人们的文化传统、审美情趣紧紧相连。通过服饰现象可明显看出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下面就试对明代服饰作粗浅的探讨,以使我们了解明代既是传统服饰文化的高峰期,同时也是富士文化注入新内容的转变期。
一、 延续传统
1. 礼的集中反映——衮冕之制
“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制礼,以辨贵贱,明等威”这是太祖着重强调的。服饰文化作为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不但是“礼”的重要内容,也是“分贵贱,别等威”的重要工具。因此对服饰上的严格划分,当是太祖登极后首要重视并开展的工作。
对服饰的严格划分,当然得从上到下逐层界定,这其中作为最上层的宫廷舆服文化,应该说不仅是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集中体现,更是礼制的集中反映。而怎样借服饰的装身功能提高且突出自己的地位,这又是统治者最先考虑的,所以在宫廷舆服文化中最先涉及的便是帝王服饰,而其中以礼服最重要。因为重视“礼”就必然要重视与各种礼仪相对应的冠服制度,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礼服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衮冕了,这是祭祀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皇帝生日),以及祭社稷、先农、册拜等大礼仪时必须服用的。
明朝建国之初,学士陶安曾请依古制定晚冕服(古制冕服有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共五冕),朱元璋以其太繁,仅设衮冕及通天冠服。
众所周知,中国的衣冠服饰制度,在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制”范围,成为“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照《周礼》规定,公可服衮冕、公侯可服鷩冕、公侯伯子男可服毳冕、公侯伯子男孤均可服希冕、卿可服玄冕,“上可可兼下,下不可以僭上”。五冕与大带、佩绶、革带等相配,在使用的时候因服用者身份地位高低,在衮冕的旒数,每旒用珠玉的颗数,以及衣裳绣绘的纹饰等方面加以区别。这种规定,历经汉、唐、宋,其基本内容没有变化,只将爵位等级改为官员等级而已。从这几代服用记载可知冕冠本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所戴的礼冠,而非君王的专用品,然而,明太祖以五冕太繁而废其四,仅仅保留衮冕,并将之仅作为皇帝及皇族中郡王以上的专用品。
太祖的这种举措似给人一种起于乡野,带有农家质俭之俗的感觉。其实这只不过是给人的一种假象而已,其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正是他严格规定等级差别,充分贯彻皇权专制思想的突出表现。
明朝从洪武十六年正式确定衮冕之制开始,至洪武二十六年、永乐三年时又分别作以补充修改。
十六年定制:
冕,前圆后方,玄表纁里。前后各十二旒,旒五采玉十二珠,……衮,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于裳。白罗大带,红里。蔽膝随裳色,绣龙、火、山文。白罗中单,……黄袜、黄鞋。
这是明舆服规定中衮冕最初的样子,十年后,洪武二十六年又重作更定:冕板宽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里。衮改为玄衣纁裳;改白罗中单为素纱。蔽膝用红罗,上宽一尺,下宽二尺,长三尺。……改黄袜黄鞋为朱袜赤鞋,其余同旧制。
到永乐三年再次更定:
冕冠十有二旒,以皂纱为之……。
衮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前后不相属,……。
中单以素纱为之,……领织黻文共十三。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
三次定制,使衮冕之制日趋完善。明太祖虽然在建国之初曾下诏规定衣冠悉如唐制,但这只是确定了明代官服的基本风貌,真正实施起来,绝不仅仅限于唐服。就衮冕之制而言,冕冠的形制就是承袭汉代的。冕冠,亦称“旒冕”,俗称“平天冠”。其冠顶部盖一长形木板,名“綖”,又名“冕板”,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冕板两端垂有数串玉珠,名“旒”,旒的多少视戴冠者身份而定,以十二旒为贵,专用于帝王。冠身两侧开有小孔,名“纽”,纽中冠以玉笄,以便冠体固结于髻。玉笄顶端结有冠缨,名“紘”,使用时绕颔而上,固定于笄的另一端,两耳附近各垂一段丝绳,名“紞”紞上悬一丸状玉石,名“瑱”,亦称“充耳”,也有以黄色丝棉做成的,称“黈纩”,垂于耳边,意在提醒君王勿轻信谗言。与冕板前低后高的前倾之势一样,都含有规劝君王仁德的政治意义。周代以前的冕冠形制,至汉已失。东汉明帝时,特诏有司及儒学者参稽经籍,重新制定冕冠制度。自东汉后,历代相袭,然形制则递有变易。如晋代、宋代都是将冕板加覆于通天冠上;唐以后则以“天何带”代替结冠之紘。
而到了明代,在统治者的眼中,这些都不合古礼。或许为了证明他们遵循古礼的决心,为了表明他们对汉文化的追复,冕冠到明代被恢复了古制。其实物在山东邹县明鲁王朱檀墓中曾有出土。我们不难看出,明统治者似乎从一点一滴做起,力求恢复大汉传统。
永乐三年确定的衮冕之制被历代沿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直到嘉靖八年,世宗发掘所服衮冕与《明会典》所载不符,于是又重新确定其制:“冠以圆匡乌纱冒之,旒缀七采珠十二……玄衣黄裳,衣裳各六章……日月径五寸……。”虽然,变古制五采为七采玉珠之举,似与明统治者提倡恢复大汉传统有些相悖,但我想这或许正是因为自正德后,中国历史进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个大环境对世宗造成的影响,既有着继承传统的思想,又有着不拘泥于传统而有所创新思想。
尽管每朝每代都有专门掌管帝王服饰的人,但由于制作衮冕完全依靠手工依制和指导,时间太长久了难免会与定制有些不合之处。况且就皇帝本人来说,即位有早晚,年龄不同,身材也必然不同,也就不可能完全依照规定的尺寸来制作。显而易见,衮冕的实用效果是次要的,而作为一种礼和等级的规定,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才是最重要的。
2、礼服中的新服制
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明代皇帝的礼服除去衮冕外,还有通天冠服、皮弁服、武弁服等,分别为不同礼仪及出征或遣将时服用。然而,我以为还应有一种次于衮冕而高于常服的礼服形制,既戴翼善冠,穿盘领衮服。
这种衮服与《明史"舆服志》所记不同。其样式为盘领。团龙十二,前后身下各三,两肩各一,下摆两侧各二。日、月、星辰、山纹分布在两肩,盘领背部下方和肩部。四只华虫在肩部下侧。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织成四行,相对排列于大襟上。与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缂丝衮服上纹饰相同。(出土时上面放有绢质标签,墨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等字样)(图一)(图二)(图三)
关于明统治者着这套礼服的形象,我们可从《历代帝王像》明宪宗像得知。(图四)如果按照《明史"舆服志》皇帝常服永乐三年定:“翼善冠,帽以乌纱,折角向上。黄袍: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的记载,戴翼善冠应为常服,然而,从明宪宗的着装形象看,尽管戴翼善冠,而配穿的衣服却与常服服式不符,所以我以为此款服制不属常服之列。
而如果从衮冕之制的角度去考虑,此种服制似也与衮冕不太符合。因为按古制着衮服必须要佩带冕冠,而宪宗像上的首服是翼善冠。虽说衣服属衮服,但首服却又不符,可见,此服制亦不应属衮冕
既然不符合常服的形制,也与衮冕有差异,那麽,这种由常服的首服于衮冕的衮服相结合的制服属于那种制服呢?我认为应属礼服。理由有二:一、衮服属礼服,皇帝日常穿着似不必这麽隆重;二、众所周知,从奴隶社会开始,统治者就把“礼”看得很重要,而明清统治者似比历朝更重视。从太祖建国之处就强调“必定制礼”起,这种思想可说一直贯穿于历代统治者,这从统治者不厌其烦地多次更定衮冕之制及不断地屡颁各种莫名其妙的服饰禁令即可明显看出。然而,统治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也会对制服的烦琐感到困扰,但无论怎样困扰,对于统治者来说服饰的政治意义是绝不可改变的。有那种制服既符合礼,而穿戴起来又简便一些呢?这可能就是导致这种制服出现的原因所在。
鉴于是两种服制的结合,且属于礼服,我以为其应是次于衮冕而高于常服的礼服形制,且从明中期到后期可能始终存在。明中期,我们可从《历代帝王像》中宪宗像得知,而后期似可从活动于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谈迁所著《北游录》中的记述推断出来。“上尝服翼善冠,衮袍。”我想,谈迁说的“衮袍”可能就是指的这种与《舆服志》记载不同的衮服样式。因为在古人看来,虽然它与《舆服志》中的记载有异,但又很像衮服(有十二章),为区别二者,便以“衮袍”称之。
你宪宗到神宗(万历帝),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出土的万历帝衮服竟与《历代帝王像》中宪宗所穿的衮服样式、纹样无差别,这不应是偶然现象,应是一种必然结果,只有历代相传,才能使形制基本保存完好,反之,如若从宪宗以后再也无人穿用过,到万历时完全与若干年前的服式相同,似很难做到准确无误。
所以,我以为这种礼服形制从明中期到后期始终存在。而这看似“简便”的礼服形制之所以长期存在,其背后正是很功利的观念在“支撑”着。
3、“虽燕居,宜辨等威”——皇帝燕居之服
帝王的任何一项举措无外乎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突出,以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之感。因此,每个皇帝在位期间都要颁布各种服饰章法制度,以期达到此目的。嘉靖时,世宗为了达到在家“虽燕居,宜辨等威”的目的,便谕阁臣张璁考古帝王燕居时的服饰。张璁从《礼书》“玄端深衣”之文获得启发,向世宗进谏。世宗接受共建议,于是便在嘉靖七年对燕居之服做了明确规定:“冠匡如皮弁之制……服如古玄端之制。色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衬用深衣之制,色黄。袂圆被动方,下齐负绳及踝十二幅。”自此,便有了一套以“燕弁”为名,寓“深宫独处,以燕安为戒之意”的燕弁服。
这套服制的规定可说处处透着巧思,又处处显出古制,像“服如古玄端之制”。玄端服本是礼服中较贵重的一种。玄,黑色。周代时天子、诸侯、大夫、士等参加祭祀、天子宴居、冠军婚、诸侯视朝等均可穿用。汉代多用作祭服,以后一度失传,明又恢复其制。
几代失传的服制,到明时才得以恢复,这不能不说是明统治者力求恢复古制来突出汉家正统的思想在发挥作用。虽然,只是把它作为燕居之服,且还加上了纹饰,似不完全是古制的再现,但不可否认明统治者有着浓重的复古思想。而我们从这稽古而不完全复古,有斟酌且有损益的行为中,不难看出一种不拘泥古制,力求创新的思想正夹杂其中。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使得汉族服饰的古制在明代有了新的时代气息。
而“衬用深衣之制”更可说是相当典型的对汉族服饰古制继承之举措。
深衣本是一种上下分裁,然后又在腰间缝合的上衣与下裳连属式的长衣服。盛行于战国、西汉时期。无论尊卑、男女均可穿用,其地位仅次于朝服。
自儒家思想对冠服制度进行了理论上的发挥,把服装的审美意念、象征意念和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及神学观念混为一体后,深衣的形制便被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诸如,裳制用十二幅布,以应每年有十二个月,显出古人对天崇敬的意识。袖圆似规,象征举手揖让礼的容姿。领方似矩,衣背中缝垂直如绳,象征政教不偏,义理公正。下摆齐平,象征志向安定而心地公平等等。即如《礼记"深衣》所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以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秩序为核心的思想,有服饰理论体系中被暴露得很明显。
由于深衣之制负载着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便常被各朝纳入礼服制度中,明统治者以“虽燕居,宜辨等威”为目的,重寻古制,将其纳入常服制度中,可见其借服饰来强化上层建筑思想形态的统治思想有多么的强烈。
4、传统文化的凝集体——补服
尽管明代职官公服在沿袭前几朝以服色区分官级的基础上,又细致到规定了以衣服面料上花纹及花径大小来区分品级,但这并不算什么特色。真正富有特色,且更可说最具文化性的,要属官服前后缝缀的方形补子了。补子几乎成为明代服饰形象的一个标志。而且在封建制的最后一个朝廷清王朝改冠易服后,仍然保留下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凝集体——补子。
《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王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图五)
皆以动物园标志,却文武有别的补子,似与武则天赐百官袍衫饰以对狮、麒麟、对虎、豹、鹰、对鹘、鹿、凤池、对雁等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为在当时就是文官饰禽,而武官饰兽的。况且太祖不是也曾说过要“衣冠悉如唐代形制”吗。
至于为什么要文武有别,明《大学衍义补遗》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文官用飞禽,象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
禽也好,兽也罢,动物本身没有等级,是人将自身社会的等级观念,单方面地强加于动物形象上。无论是从美丽的外表差异,还是从威猛的实力差异来分,都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强加附会的结果,鲜明地反映出服饰纹样内容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审美的欣赏意义,从而进一步说明服饰是封建社会精神文化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里的动物本身已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只是充当一个标记,一个内涵浓缩了的符号来存在的。鉴于此,我们也就不必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这些动物了。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如獬豸)我们无形可考,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有些形象也确实与现实相差甚远。熊的形象尽人皆知,而补子中的熊似已变为偶蹄类怪兽,可谓面目全非。不过,看起来倒有几分节猛。犀牛外形意被黄牛取而代之。而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海马,出现在补子上时,已变成一匹真实的陆地马飞跃于汹涌海水之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之马”。
虽然有些动物与现实相去甚远,但是,明人(确切地说是社会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是极强的。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统领一切的活生生的例证,而它的生命活力似乎也正在于此。
可以说,缝缀着补子的补服,为明代的服饰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章。与此同时也为传统戏曲所采用的官服形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人很为他们的这种创造精神感到骄傲,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不无自豪地写下了它系“本朝独创”,可见其在明人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除了这种常可见到文献记载或实物的“官补”外,还有一种是宫眷内臣在节日穿的应景补服。所有纹样视节令而异,如正旦(元旦)用葫芦景;元宵用灯笼景;清明用秋千纹;端午用五毒艾虎;七夕用鹊桥、喜鹊;中秋用海棠、玉兔;重阳用菊花;冬至用童子骑绵羊等。节令补服使明代宫廷服饰文化显得更加丰富。
无论哪种补服,我们说都体现着汉民族对自然的理解和对政权的认识,是中原民族多年传统意识在服饰上的反映。

 

二、冲破传统
1、 皇后嫔妃们的服饰
与男性不同场合各有一套服饰相比,明代皇后、嫔妃及命妇们的服饰定制要简化多了。
只有礼服和常服两大类。礼服是在接受册封、参加祭祀或重大朝会时服用的,常服即平日之所服。
虽然“简化”,但并不代表着定制不严格。因为在极力恢复汉族服制,扫除辽、金、元这种思想影响下,对她们的服饰要求当然也很严,这主要反映在礼服上。与前几朝相比,有过之而不及。
皇后礼服是凤冠、袆衣、翟衣各一套。皇妃、嫔内命服礼服是凤冠、大衫、霞帔(永乐三年定)。后者凤冠与前者略有不同,主要是除去了冠上所有金龙,以飞鸟代之。
自宋代正式将凤冠为礼服并收入服饰制度以来,明代后妃的凤冠更加集中了汉文化的艺术形式,比宋代尤为讲究。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三年定皇后冠服:“圆匡冒以翡翠,以饰九龙四风,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十二钿。”永乐三年再定制:“冠饰翠龙九,金凤四,中一龙衔大珠一,上有翠盖,下垂珠结,余皆品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烽如旧。三博鬓,饰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幅,上饰珠宝钿花十二,翠钿如其数……。”我们除在《历代帝后像》中见到较具体描绘外,更可以从定陵出土的万历孝靖皇后的凤冠领略到昔日风采。
按舆服制度的规定,皇后、嫔妃命妇们的常服是各有一款高低有别的“凤冠霞帔”。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后妃们往往不太会严格地按规定去着装。尤其是在明中后期。当时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由于商品经济最大发达,成为新潮服饰变迁和流播的策源地,出现了所谓“时样”的时装,引起周围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这种仿效风气也浸润到宫廷之中。《崇祯宫词》中就记述了当时后妃们在常服上追求新潮的情况。据记崇祯时皇后周氏、贵妃田氏便常着江南服饰,“后籍苏州、田贵妃居扬州,皆习江南服饰,谓之苏样”。她们的着装行为自然会引起其他女人的仿效,从而打破旧有的宫廷服饰之制。
《崇祯宫词》中还有一处关于周皇后在服饰上求新的记载:“宫眷暑衣从未有用纯素者,葛亦为帝用之,余皆不敢用。后始以白纱为衫,不加盖饰。上笑曰:‘此真白衣大士也。’”自从周皇后着纯素暑衣后,后宫里“一时宫眷裙衫俱用白纱裁制,内衬以绯交红袙腹,掩映而已”。其实,早在天启年间,后宫中就已有“时夏服尚用纨素,俗云怀素是也。白衬怀素是也。内衬白纱,外有自然活纹,如水之波,如木之理”的穿着方式。看来,周皇后还并不是开暑服纯素之先河的人。但是,从服饰社会学角度讲,她所引起的宫眷皆仿之的时装效应,是一种很典型的以皇族、贵族为时讨源,向下逸散的时装流行流向。而这正是古代和近代服装流行中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流向。
另外,还记载崇祯时,“一夕,袁贵妃侍于月下,衣浅碧绫,即所谓‘天水碧’也。帝曰:‘此特雅倩。’于是宫眷皆尚之,绫价一时翔贵”。称因宫中之尚而致“绫价翔贵”,似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当时宫中服饰材料主要还是来自官方的内织染局。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新潮服饰,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喜欢去追求,这是不争的事实。细细想来,要求人们永远一成不变地按照规制穿着,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尤其是在后宫这个女人王国中,似乎就更不可能了。何况这其中还有皇帝的喜好呢?
2、 悖礼越制的载体——绚丽多彩的常服
明王朝对服饰的规定,不仅限于官服,连民间百姓的常服,也有一定具体的条文。如庶人戴四方平定巾,帽不得用顶,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许穿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色。衣料不许用金绣、绫罗、锦绮、纻丝等高级织物,只许用绸、绢、素纱,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鞋不得裁制花样,不许用金线装饰。首饰不许用金珠玉翠等,只能用银。农夫可穿绸、纱、绢、布,商贾只准穿绢、布。农夫许戴斗笠、蒲笠随便出入市井。甚至连女子在室内的着装,庶民之服要离地五寸,以区别文官离地一寸的衣长等都规定严格。
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对民服的限制实在是太多、太严了。而为确保这种礼法道德秩序的稳固,朱元璋在殚精竭虑近二十载的《大明律》中还专设了服饰违式条:“若常服僭服锦绮、纻丝、绫罗、彩绣,……及大红销金制为帐幔、被褥之类,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及用珍珠缘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娼妓僭用金首饰镯钏者,事发,各问以应得之罪,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违章者庶民苔五十,庶民即使腰缠万贯,按礼法规定,也不得享用不准用的生活消费品。朱元璋希望通过国家权利,强制人们恪守封建礼制,保持刻板、拘泥的“醇厚”风俗,从而实现“贵贱不相逾”的生活方式。然而,它们在民间却未能得到顺利执行。
说不顺利,也并不是说从明初到明末都不顺利。明初,这种礼制条例和惩罚手段,确定收到一定效果。用明朝人自己的话说:“国初,民无他嗜,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积千金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者,然色必青,不敢从新艳也。”明初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贵贱有别,望而知之”的社会模式。当然,这是与明初生产尚未全面恢复,社会财富普遍匮乏及权威文化的导向分不开的。但自明中叶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再加上思想界出现的些反理学的新思潮,使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人们不断违法禁令,而且越演越烈,以致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明朝有关服饰违例的法律已形同废纸,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了。
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江西参议李乐曾经谈到当时人们衣着的变化:“嘉靖辛丑、壬寅间,礼部奉旨严行各省,大禁民间云巾、云履。一时有司视为要务,不敢虚行故事,人知畏惮,未有犯者。不意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深衣大带,忠靖、进士等冠,唯意制用,而宝贵公子衣色大类女状,巾式诡异难状,朝廷曾设禁,市民全不知警。”而生于嘉靖四十四年,卒于思宗崇祯元年的顾起元也在他所著的《客座赘语》中对所见到的各种着装行为作了如实记录:“南都服饰,在(隆)庆、(万)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靖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瓶,或缀以二大玉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足之所履……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即妇女之饰,不加历焉。”“贱妾愚妇”也翠髻琼冠,一珠千金,甚至连娼优都满头珠翠地招摇过市。莫怪时人哀叹说:“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从这些古人的记述来看,明中叶以后,特别是到了晚期,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变了,而环境的变化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的消费观、审美观也随之而变。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冲破了呆滞不变的单调程式,使服饰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采。
自明中叶以来,富贾大贾们凭藉财势悖礼越制在服饰上追求标新立异的风气,不只影响到一般市民,还波及到上层社会人士之间。官员们虽然受到品服的限制,但他们也没有忘记在燕居时的着装上追新求异。“马尾裙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尾裙是以马尾或毛麻织物制成的下裳,明宪宗成化末年由朝鲜国传入。据明际容《菽园杂记》卷十记载:“马尾裙使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朝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多,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
可以说这种由下波及到上,又由上影响到下的着装行为泯灭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使明代服饰制度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这引起了封建统治者及其他抱着通过服饰达到尊卑有别的思想的人的极度恐慌。弘治初年,遂有人上书要求朝廷明令禁止穿马尾裙:“京中士人如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毛,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其实,这只不过是借口,官员们不可能为了一条裙子去拔马鬃自己来织造裙子,而织裙、卖裙者似也不大可能那么容易就接触到官马。上书的实质无外乎是让他们觉得在服饰上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别。明孝宗遂命禁止。然而,从此以后,官场上的服饰却变得越来越混乱。到世宗嘉靖七年时,而对品官燕居之服奇服诡异的现象,世宗不得不酌古玄端之制,亲自设计出燕居服图样,名曰“忠靖冠服”,让礼部颁行于天下,供县级以上所有官员穿用,以使他们能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然实行情况不尽如此。士人燕居亦多效之。隆庆四年,朝廷明谕非上述人士不许僭用。不久禁令松驰,万历二年再次被禁。
其实,细想这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人的爱美之心怎么能遏制得住呢?尤其是在权财皆占优势的这类人中。就连在政治上锐意革新的内阁辅张居正,生活上也极尽追求奢靡,“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更有甚者,工部侍朗徐渔浦“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壁,无少差错。”看来,追求侈糜之风真的是很难刹住的。他们这种华侈习尚,不能不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也加速了“礼崩乐坏”。
仔细想来,之所以会在官员身上出现这些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看到难以忍受的百姓们的僭越现象,感到传统等级标志失去了旧有的价值后,失衡心理反作用的结果。他们逐渐适应了这无法改变的现实,于是也加入其中相互攀比起来,并利用自身的特权优势又跻身于享乐者的超前行列中。进而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从下波及到上,而反过来又从上影响到下,不同文化层次之间相互影响,最后导致“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之有明禁,群相蹈之”的整个社会行为使封建秩序完全陷入紊乱状态。
从嘉靖后期到明亡,朝廷颁布的有关服饰的禁令已很少很少,这说明明朝统治者对整个社会出现的服饰大变革已感到全无回天之力。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皇帝本人似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像明武宗这个素有荒唐之名的皇帝,在宫廷服饰的变化中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代新服式——“罩甲”就出自他之手。相传武宗尚武,于宫内组织团营,令宦官练习骑射,便让他们在戎服外套上黄色,绣甲纹的罩甲。很快,这种衣制便流行开来,即便是“金绯锦绮”的衣服也必套上罩甲。上行下效,上面的变化对于下面的影响往往更大。于是便出现了(清)毛奇龄《明武宗外记》中所描述的情景:“市井细民,无不效其制,号时世装”。
既然整个社会都被僭越和追求奢华之风所笼罩,服饰作为外显的载体,不但变得新奇复杂,而且变换周期也越来越短促。即如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所写得那样:“留都妇女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基之工,无不变易。当其时,众以为妍,及变而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顾起元不但记录下了当时服饰变化的情况,还明确地告诉后人服饰变化之快的原因:“国家全盛之日,风俗类然”。是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是紧紧连着时代的脉搏。(图六)(图七)(图八)
概括来说,明代服饰大变革呈现四种经较鲜明的态势:一,地域效应。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是新潮服饰的“发祥地”。时人谓苏州“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人”。这种地域扩散性对明代中后期服饰的变迁不能不说起到导向作用,从而把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二,名人效应。这里所说的名人主要是指拥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士,上行下效,他们对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追求,很易引起一般市民的崇尚。三,妇女尤甚。当时人总结天下服饰的“僭拟无等者”有三种人:其一为勋戚,其二为宦官,其三便是妇女。妇女由于社效活动相对较少,抛头露面机会一般不多,无形之中使封建社会政府的清规戒律在她们身上显得不太奏效,这就使得妇女服饰的僭越似乎具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从而使她们的争奇斗艳充当了时代先锋的角色。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明代服饰出现了两种鲜明的趋向:一种是在追复汉家正统思想指导下,追寻旧制,这主要是指上层社会成员的礼服和官服,另一种是在追求变化和时尚,以满足人们对美的需求,这主要是指日趋繁盛的商品经济刺激下,导致无论是官府还是社会的观念都发生变化,使官服中的常服和普通百姓的服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新局面。
形成第一种趋向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作为代元而兴的明朝统治者试图借服饰上的严格界限达到思想专制的目的,从而反映出明朝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朝代,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形成第二种趋向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美都有一种渴望。当然,它的形成是有特定背景的,就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在明代达到了最高点。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相当明显和深刻。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发展势头,但却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西汉武帝时,统治者便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而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到元时唐宋已达到的发达的商品经济一度发展迟滞。进和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必定引起财富力量的崛起。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的封建时代,便出现了崛起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就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当然,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域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业在国计民生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明显,愈来愈重要。这种变化使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序列以及“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重商思潮在人们中愈加强烈,而重商思潮的出现,既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如同划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始点——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上,正是这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社会的沉闷,犹如一潭死水投入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花,原来宁静的社会生活变得躁动不安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了物质利益的诱惑,对世俗的追求驱动了人物价值取向也发生变化。而在封建社会这个大背景下,这些变化必然会以统治阶级所不愿见到的僭越行为表现于世。应该说,这也是社会的必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了资本,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封建社会将出现重大的转折和变革,其有着不可逆转的动力和趋势。
诚然,就服饰性质而言,第一种服饰本身就具有严肃性,这就决定了它们必须得遵循章服制度,相对来主,第二种服饰,本身即带有很大的灵活机动性,再加上物质生活的丰富为追求提供了基本条件,便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呈现出求艳、求新、求变、求异、求个性的变化趋势,而这恰恰是传统社会开始发生转型的表现,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进步。
从明代的服饰文化反映出的两种趋向,我们可看出明代文化既有其对传统延续的一方面,也有其反传统文化的一方面。新旧杂陈,旧的式微,新的萌动,方生与方死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构成了其独具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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